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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意境四人谭 文/郑工


何以为笔,不妨看看范扬的画。 


不是说天下只有范扬的画才说得上是用笔的典范,但范扬的用笔确实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画坛“一枝独秀”。因为其有个性,有力度,能在别人难以企及的地方用轻松而快乐的方式画过去,达到一种丰富而无法言说也难以指喻的程度,即明于法之中,超乎法之外,显其功力,和其天趣。 


范扬的画,讲骨气,讲意气,其意气蓬勃,洋洋洒洒。若说荒率,可谓荒率之极;若论闲逸,可达士人之致;若论雅怀,可侪宗炳之辈;若论情意,可属徐渭之流。可在他人之外,又独辟蹊径,狂怪不违理数,放达见其胸臆。


范扬的笔,很顺畅,似乎天生就具有一种叙事性。这不仅在于毛笔笔线自身所具有的特质,如笔笔追加,绵绵不断,抑扬顿挫,娓娓道来,体现出那内在的叙事逻辑,更在于作者内心的那份情思,将诸种感受都纳入到客观事物的人情物理之中,无论佛陀或古代文人雅士,无论是山乡阡陌或城市街头,其笔墨总含着一段故事或让你注目联想。这就是范扬的笔调,亦可称之为笔性。


范扬很善谈,也很幽默,在幽默中时时透出自信,故他的笔墨,点点划划,阴阳向背,莫不得笔法之妙,嬉笑间骤然成文。 



何以为墨,不妨看看袁武的画。 


不是说天下只有袁武的画才说得上是用墨的典范,但袁武的用墨确实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画坛“一员骁将”。因为其有胆识,有魄力,能在别人无法深入的地方用极有控制力的方式画进去,达到一种多层次重结构重肌理求韵致的笔墨境界,即博采玄微,苍茫浑厚,深润沉郁,纸含湿气。


袁武的画,讲美感,讲意趣,其意趣横生,斑斑驳驳。若说生涩,可谓生涩之极;若论奇怪,可谓奇怪之致;若论胸怀,可侪梁楷之类;若论趣味,可入石鲁一路。其实,袁武的画还是一个“拙”字,如虫蚀木,如金错刀。 


袁武极善破墨,细微处浓淡相间,干湿并用,可在整体上常常取其极端,浓则浓矣,饱满厚实;淡则淡矣,清和雅致;焦则焦矣,苍劲老辣;润则润矣,淋漓酣畅。“落笔便见坚重之性,皴淡即生漥凸之形。”(黄宾虹《画学通论讲义》)这种笔墨素养,一者来自传统人文,二者来自现代西学,尤其是素描中的形式构成与制度设定,通过“造型”这一理念贯注于笔墨,使其熠熠生辉。 


袁武不善谈,但有内涵,言语不多,有如画中的笔线墨块,一点点地划过,一点点地涨开,导之如泉涌,顿之如山安。恍惚间金石为开。 



何以为意,不妨看看戴顺智的画。 


不是说天下只有戴顺智的画才说得上是有意味的画,但戴顺智的画意确实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画坛“一缕清风”。尤其是小品画,如牧牛系列,读书系列,典雅、闲逸,疏离于现实,有禅心有禅意,将我们带到遥远的过去,在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地方讨论笔墨的历史存在,从而将宋代以来的画意与诗心,在当代重新勾连,让笔墨历久弥新。


戴顺智的画,一派“古意”又一片“新意”。其“古意”并不仅仅在于那茅舍、芦苇、水潭、牧童、蓑衣,以及荒林孤树所营造的山野之气或遗世情怀,而更在于其如玉般的笔墨品质及“远离”与“超脱”的精神诉求,而其“新意”也在于此,即探讨中国古典绘画在当代艺术中表达的可能性。他以老庄“心斋、坐忘、虚静、以明”的态度,摆脱了生命在当下的困境。


戴顺智的“意”超乎于自然物象之上。表面上看,他画的都很具体,实际上却来自于某种原型,而其意义的指证便落入到象征性的修辞场域,成为某种隐喻。但那些意象又为笔墨间敏感而细腻的情绪所触动,构成另一番状态。 



何以为境,不妨看看韩敬伟的画。


不是说天下只有韩敬伟的画才说得上是有境界的画,但韩敬伟的画境确实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画坛“一面镜像”。特别是那高岭长坡,茅屋窑洞,寻常之景,平实之象,一一幻化为空灵而有意味的山水意境。韩敬伟正是借助中国画的笔墨力量,入表象而显真义,即在笔画之间墨色之外牵连主体的思绪,进而构成对笔墨自身的体验,从笔墨中生发意象。


韩敬伟的画,其意境有两种生成方式,一是片段的叠加拼合,如《远山》(癸末),如《闲居图》(戊子),如《日出日落》(庚寅),如《空谷寂寞凭枯荣》(己卯);二是从写生实景中变化而来,如《春渡香椿坪》(庚寅),如《村飘雪香淡无尘》(庚寅),如《陇上春韵》(己丑),如《太行烟雨图》(壬午)。对韩敬伟而言,从写实写生,再到写意写境,其中并没有什么隔阂,只是作画的意念略有不同,前者强调关联性,而后者强调总体性。


韩敬伟的“境”既非实境亦非虚境,而是或虚或实,摆脱了单一陈述,在多义性的结构中重建笔墨关系,有视觉蒙太奇,亦有时光之外的田园诗意。笔墨纷繁,总见一种淡雅与隽永,一份悠然与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