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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创新——戴顺智、范扬、韩敬伟、袁武四教授点评

王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戴顺智(1952-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原教授范扬(1955-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韩敬伟(1957- )、解放军艺术学院原教授袁武(1959- ),这“50后”的四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画教学与创作,涉猎人物、山水、花鸟、畜兽等画科。尽管四教授的绘画风格差异很大,但根据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中国传统艺术原理判断,他们的绘画都传承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文脉,同时按照我设定的“强化个性,简化形式”的现代艺术标准衡量,他们的绘画也具有现代艺术的特征,因此成为中国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范例,可谓“传统的创新”。为论述方便,我把四教授分为四派,其实他们同属一派,即“传统创新派”。 


戴顺智属于折中派画家。他认同“没有传统的创新是肤浅的,没有创新的传统是僵死的。”他既反对顽固复古的保守主义,也反对盲目西化的激进主义,而采取有机整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折中主义态度,他始终坚持保留的主导元素是中国画传统的笔墨精华。这大概也是四教授共同的审美价值取向。


戴顺智早期创作的水墨人物肖像系列,特别是那些质朴的山民,在85新潮的创新精神激励下,突破了他谙熟的学院写实人物画素描造型的模式,从描摹客观对象的物理真实进入表现主观情绪的心理真实。不过,他画的中国北方山民的奇形异貌,并没有简单模仿西方荒诞派文学的人性异化或者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心理扭曲,而是为了深入表现这些山民的质朴性格,表现他们人生经历的沧桑苦涩。他塑造山民形象的笔墨语言,仍然是中国画传统元素,并把苔点、皴擦等山水画技法糅入人物肖像,别饶奇趣。


戴顺智近期创作的水墨画牧牛系列,无论小品还是长卷,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画坛回归传统的趋势同步,回归传统的倾向更加明显。范扬称赞:“戴顺智画牛贵有古意,而又能别出心裁。”与韩滉、李迪、阎次平等唐宋画牛名家相比,戴顺智画牛更带有人情味和个性化色彩。他爱画母牛与小牛相依为命的《母子图》,渗透了温馨的人性情趣;他独创的“牛毛描”等刻画质感的笔墨特技,强化了画家体物精微的艺术个性。


范扬属于性灵派画家。他的中国画可以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袁宏道《叙小修诗》)


范扬把自己的绘画创作分为“师古人”、“师造化”、“师我心”三个阶段。“师古人”主要指他的仿古人物,“师造化”主要指他的写生山水,“师我心”还在探索之中。这三个阶段实际上是同时或交叉进行的,在“师古人”、“师造化”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师我心”的探索,也就是说,在他的仿古人物和写生山水中已经开始张扬自己的个性,抒发自己的性灵。


范扬的仿古人物,从早期的唐诗人物到后来的仿古罗汉系列,都一直追求赵孟頫标榜的“古意”,造型不求形似,力求古雅、古拙。他用细笔线描勾勒的红衣罗汉,甚至比赵孟頫的红衣罗汉更为古拙,树石又是粗笔重墨,并融入青绿山水设色,形成了他的独家风格。他的写生山水,多半是写意式的写生或个性化的写生。他说“我为山川写照”,又说“实乃我心写照”。他的山水构图不合传统规矩,房屋、桥梁、树木、电线竿往往是倾斜的,再加上山峰原野笔墨纵横、恣意涂抹,仿佛发生了地震,乱石崩滩,树动屋摇。这种欹侧错乱的位置,未必是画家刻意经营的,可能出于他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或直觉。倾斜和凌乱的构图增强了画面的动感,如果景物都画得规矩整齐,则难免刻板僵硬,减弱了混乱中蕴涵的生命活力。


韩敬伟属于理性派画家。他长于教学实践,善于理性思考。在他的论文《绘画是表达审美感受的简化形式》和《写生教学日记》中反复强调:“简化了的绘画形式,是一种有序的形、色、质的组织。这种有序的组织,可以表达创作主体对生命形式的精微体验,也比生活更简明。”他的理性思考与我提倡的“强化个性,简化形式”的现代艺术观念不谋而合,他关于中国画写生的教学经验比我的理论假设更具有可操作性。


韩敬伟的山水画创作既注重直觉的感受,也注重理性的构成。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有三次骑自行车考察黄河流域文化遗迹的壮举,西北的远山大河成为他钟爱的创作题材。他近年的写生山水多半是西北地区僻静的山村野岭,特别重视画面的内在结构和笔墨的疏密处理。如果说范扬的写生山水是动感地带,那么韩敬伟的写生山水则是静谧世界,这恐怕归因于两位画家不同的个性气质。


袁武属于表现派画家。他的水墨人物画以写意为主,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詹建俊曾说:“西方的表现主义相通于中国的写意画,中国的大写意其实就是西方的表现主义。”但中国传统的写意人物画并不发达,在塑造人物的力度、挖掘人性的深度、表现悲剧的痛感等方面,似乎也不如西方的表现主义深刻。袁武的写意人物画则弥补了传统的缺憾,因此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的表现主义。


袁武的写意人物画包括他的动物画(例如黑牛),非常符合我设定的“强化个性,简化形式”的现代艺术标准。他辅导学生写生和自己进行创作,都强调要强化对象的个性特征,强化自己的个性表现,保持“朴素表现”的意识,注意构思、构图、造型、笔墨的单纯(简化)。他的笔墨语言朴拙、刚劲、凝重、浑厚,黑白、虚实对比强烈,尤其他的慢行笔线富有金石味,配合大面积墨块,使他塑造的人物或动物呈现铁铸石刻般的浮雕感。袁武正是以这种表现主义的笔墨语言,完成了他的主题性绘画代表作《抗联组画》,深刻地表现了抗联民族英雄坚忍、悲壮、惨烈的牺牲精神,也表现了画家真挚、深厚、崇高的审美情感。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华书画家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