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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文/刘曦林

他们是被称作“50后”的一代,依齿序:


戴顺智,1952年生,北京人;


范扬,1955年生,祖籍南通,生于香港;


韩敬伟,1957年生于沈阳;


袁武,1959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


他们既非老乡,亦非校友,天南地北地仿佛是一条轴线上的坐标,既有这个时代共有的印记和特点,又显示出些地域、个性的差异和分道扬镳的独立性


这是个风格不同的组合,甚至于写生、习作也殊异。


潘天寿言“不同才是艺术”。


唯有这个“不同”之组合,方是艺术的组合,这符合艺术的规律,也符合古训——孔夫子曾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个君子的组合。


戴顺智,1988年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为晚余八年之校友。我看到过他与同届学友在帅府园老校址门前的合影,那个石砌的不太高的校门,一点豪华的外表都没有,却敦敦实实地好像寓意着一种学风,一种文化内涵。


记不清哪一年,笔者尚未退休,他在美术馆主楼西门碰上我,将一本画册递到我手上,那是一本人物肖像的集子,其画大多不厌其烦地用密线布满脸面,又有许多的毛发泥里拔钉似地从脸上冒出来。我不太理解这些“毛人”,我记得曾同他商量过笔墨图式与对象的关系,与内在精神的关系,他也不多解释,但那画确实不与人同,那样式也深深地烙在我的视觉记忆里,成为审美的疑问。后人也许会追索产生这艺术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那个后浪追前浪的思潮跌滚的岁月里,一位笔墨与造型功力扎实的学院派画家,如何寻求新的视觉图式,如何在思考人的生理节奏和内在的魂灵,无论如何,这是他的过程。


癸巳年夏,我又收到一本题为《戴顺智2013年新作选》的画册,令人惊异的是“毛人”不见了,那被范扬称作“牛毛描”的笔法用在了“毛牛”之身。这描法来之于牛又还之于牛,或许是理所当然,或许又可以说是“还原”、“复归”式地再生。在他这些牧童与牛母子的图画上,失去了“毛人”的哲理性,而富有牛与牛、人与牛的亲情。这种从理性到感性的复归,伴随着宋人般的密笔作风和田园风情诗的古意,但在那颇见金石味的枯笔和大片重彩或湿墨的氛围渲染中,显现着一位现代人对生宣与水墨的新的发挥,一位现代人对笔墨结构与色彩构成的新思维。也许这是他另一段过程。他那张雕塑般的北方汉子的面孔仿佛在说:我会执著地、坚定地像牛那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我赞赏他这大智若愚的“牛性”或“牛劲”。现在的艺坛太缺少这“牛性”,太多了些偷食的“鼠性”和假面舞会上的“伪性”。


范扬赞赏过“戴牛”,但他却非牛,他出生于书香人家,如其属羊倒也挺和顺的,乐天自信而不狂傲,在他的脸颊上总透露着一种南方才子的聪明和调皮,有人称之为“风流坯子”,恐怕是称赞他天生之质吧。


余识范扬于1984年在南京主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座谈会上。当年,他的工笔历史人物画《支前》“货真价实”地获得了铜奖(金、银奖牌皆镀制,唯铜奖乃真铜),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那大动势、大节奏强化了主题的表现,给人印象极深。后又见其1994年作《唐诗组画•王昌龄诗意》,仍然是工笔,笔法却甚疏朗,风物的装饰性和青绿山水渲染方法的运用,平添了不少古风古韵。或许是1999年起担任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又或许又有些个性的再发现,2000年的《西藏望果节》、《农夫与耕牛》巨构,呈现出关注现实民生的新主题,以及似不经意的写生作风。笔线有些松柔繁复,但那独具特色的节奏仍是如《支前》那样的独特感受力的继续。他还在大片渲染中巧妙地将人物的眼白略带夸张地空出,使人物神采顿时醒耀起来。从此,画坛上的工笔范扬存入历史,21世纪展现的是一个别样的范扬。


2005年,范扬由南京调北京,倏忽八年。他不画工笔人物了,年年外出画山水,自京郊五渡至巴山蜀水,自太行武夷至九华泰岱,留下了个“写生范扬”的美名。他的友人和弟子集其近年写生画稿、照片、言谈,编了本《写生范扬》的集子,因字号太小,未能细读,但仍感慨资料之翔实非傅抱石、李可染当年写生的条件可比。这本集子代表着傅、李之后又一轮写生热潮的特点——仍然注重观察客观对象之造型与生意,却以强烈的个性化图式各自拉开距离。范扬的独异之处是在劲健的笔线斜向跳荡中呈现出动感节律,又以大片的赭石、汁绿渲染出温馨的情调。如果说当年李可染们追求的是“具有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1954年与张仃、罗铭三人画展前言),范扬的写生显示的是这个多元化的时空里个性化独立的时代特色。即便是他笔下的罗汉也不是与古人立意的差别,在那石绿、硃砂与笔墨交错的色调里,是传统笔墨、民间艺术与学院教育的陶融,显现出这个时代特有的综合学养及其个性化倾向。


韩敬伟这位北方汉子,长着一付英俊的脸庞,却笔名老坡——这大概与他喜欢黄土高坡有关。他1986年至1989年间四度考察黄河流域文化,以自行车、木船、骆驼代步,实践着先人“行万里路”的古训。有此种行为者必有非凡之志向和坚定之毅力,不像当今“飞”万里路的浮光掠影者却号之曰“采风”的铺排。他在1992年于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展上,呈现出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虽然他在那个新潮狂起的时代里敏感地受到西方现代美学的影响,但是却早熟地发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他那些准抽象的或者接近表现主义的色墨探索中,融入了黄河流域特有的壁画、建筑、剪纸、戏曲等艺术符号,从传统、民间文化符号的抽象性角度找到了当代中国青年画家的方位。我在1992年为他写的《走出困惑》一文中说:“他的这些手法和他力图表现的情思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他那朴实中寓有精巧,缜密中不失空灵,以浪漫之思表现现实,欲图融合笔墨和色彩、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的新的画风,一种中国画的现代风神,一种独属于他自己的格调。”


韩敬伟不独在“行万里路”中磨炼自己,又喜读群书。他和他的同代人同样喜读卡西尔、苏珊•朗格,却又嗜读老、庄哲学和古代画论。所以,他在倾向于现代时不忘民间,在20世纪90年代国学回归的热潮中,又做艺术的大幅度调整——题材上向山水画的集中,形式上向传统笔墨的回归,并于世纪之交趋于成熟。在那些繁皴密擦的满构图上,穿插着墨雾、祥云、老屋、色树和装饰性的田垄节奏,墨与色、枯与润、密与疏交错谐和于他喜爱的黄土高坡上。不是说他舍弃了早期现代性表现,而是把那些因素选择性地消化在山水图式之中了。他在传统与现代、文人与民间这些关系上和许多同代人有共性,但他的“老坡”新作,却在与江南逸品倾向的不同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位北方朴厚的田园山水画家独特走向的个案。


袁武是吉林人,我几度去那片土地,都水土不服,那儿水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东北那沃土红松,那冰雪硬水、白山黑水,养育了一个硬汉子画家。


还是专业作家文笔好,李存葆评说:“黑土地那仁慈而宽厚的胸脯,已成为袁武艺术的原野。任何风霜雨雪,都阻挡不了他艺术收获季节的到来。”在他简要的年表上,自第七届全国美展获铜奖的《大雪》到第十届全国美展获金奖的《抗联组画•生存》,他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并不因题材决定,而是他的累累果实及其人物画创作的深度和人物画技巧的个性发挥,证实着现实主义人物画继续前行的历史可能性,就像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周思聪曾经证实过美术史那样,在现代主义反叛写实主义、市场效应销蚀着艺术灵魂的潮流中,有没有几个袁武式的汉子磐石般地屹立在那儿是不一样的。


笔者曾言,人物画是造型艺术的人学。曾经有务农、务工和知青经历的袁武在黑土地上踏进了人学的大门,并以那白山黑水间抗联战士生存与牺牲的英雄主义、东北父老乡亲的民生关怀为主题,显示出他是一个大写的人的画家的潜质。而他富有金石味和节奏感的慢线、极具量感的重墨团块、极其灵活的“骨法用色”,特别是他那斑驳而凝厚的冰雪人物技巧,和声一般地诉诸水墨人物画时,你感到的不仅是技巧创新的喜悦,不仅是大黑大白的量感和整体感给人的视觉震撼,而且是民族精神和人物气质、个性、趣味等内在生命的深度刻划与新的形式感的共赏,还会使我们想到国家和民族不能没有高质的洪钟大吕;只要地球上有人存在,就必有人物画存在,人文关怀就是不朽的主题;中国人物画技巧也会在古法与西法、写意与写实的两端深入中有新的创造。


顺智、范扬、敬伟、袁武四位教授要办联展,嘱余写一短文。文罢,深感他们既道不同,又缺一不可地不能互相替代,正是这艺术的和而不同地共存互补,昭示出艺术魅力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证实着50后这个梯队的实力和贡献。谨以此文祝四君展事成功,当此知天命之年不负天命。 癸巳中元节于里仁书屋南窗